▲ 通洲集团总部。（资料图）
全文共 4483字，阅读大约需要 11分钟留神峪煤矿主采煤层较薄，矿井服役时间长，目前产能为120万吨/年，在山西省内属于生产能力较低的煤矿。
外包团队完成产量后，一般多采出来的部分归自己。
去年下半年以来，焦煤价格走高，“通洲集团的矿井生产明显有较为可观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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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孙瑞敏 苏罗杰 刘行言
责任编辑｜钱炜
2026年5月22日，山西沁源县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当晚，沁源一带的煤矿已接到通知全部停产自查。当地另一家煤矿的矿工郭明（化名）发现，第二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建筑工人，纷纷开始离开自己所在的矿区宿舍。一时间，沁源县各个煤矿小区冷清了不少，连周围开餐馆的老板都准备关门。
当地人在互联网上悼念因事故离世的82名矿工，也讨论着自己从小到大与煤炭生产密不可分的生活。“矿区已经停了，也就不再需要我们了。”一位留神峪煤矿洗煤厂的建设工人这样说。
事故发生后，该煤矿“阴阳图纸”、公示入井人数与实际入井人数严重不符、下井工人定位卡缺失、存在隐蔽工作面的情况不断被发现。南方周末记者经多方采访，发现这些现象或指向煤炭行业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乱象：超采。这是指煤矿实际年产量远超核定产能，容易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北京能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焦敬平解释，2025年，因煤价下跌，煤炭企业亏损面有所扩大，到了2026年，因火电数据向好、国际煤价上涨、煤化工替代油气带来需求增长等因素，煤炭价格又开始向上回调。这是煤矿开足马力进行超采的一个大背景。
2026年5月27日，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山西长治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要求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1矿井服役时间长、产能较低
事故发生后，沁源县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县城通往留神峪煤矿的道路，没再见到一辆运煤的大车。过去曾有无数轰鸣的重型卡车通过国道，把从矿上采集到的煤拉向各地。
但在约三十公里外的郭道镇和聪子峪乡，卡车的轰鸣声还是不绝如缕。沁源县含煤面积占其总面积的80%，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山西省主焦煤基地县。通洲集团创始人、实际控制人任铁柱的老家，就坐落在运煤卡车来往频繁的国道旁。他在老家的房屋和通洲集团大楼一样，有着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和黄色的琉璃瓦，“像一座庙”，网络上不少人这样形容。此外，该集团还筹资修建了当地集佛道儒三教文化于一体的宝灵山景区。
根据公开资料，在沁源县当地，通洲集团通过原煤、焦炭、化工、发电，总销售收入可达100亿元每年，实现利税24亿元每年，解决劳动就业人数1.5万人以上。
2014年，中工网曾经对任铁柱的经历有过报道：生于小聪峪村，11岁开始放羊，13岁又进当地煤窑挖煤，15岁到乡政府当炊事员后，同年又开始前往山西周边各省做起了牲畜买卖。1979年后，他与两名矿工办起了焦化厂，在1982年成为当地的“万元户”，并于次年承包了小聪峪村的村办煤矿，并逐步扩建。
小聪峪村的一位村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任铁柱在该村的煤矿早已关闭，该村现今也不再有其他还在运行的煤矿。多位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任铁柱对慈善、佛学比较感兴趣，通洲集团总部所在的郭道镇绵上村，还有集团修建兴办的学校。“他只在过年时回村，平时村里有小孩需要上大学，他都会赞助。”前述村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除了任铁柱，他的兄弟任立柱也在通洲集团内任职。据公开资料，通洲集团现有4座煤矿，分布在沁源县郭道镇、沁河镇两地，核定产能共计420万吨。此外，该集团还有洗煤厂3座，年洗选能力650万吨，焦化厂1座，年产能215万吨。
沁河镇上庄村支部书记曹东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留神峪煤矿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一家国有煤矿。此外，当地还有一家名叫安铭的煤矿。这两家煤矿构成如今留神峪煤矿的前身。
2007—2011年，正值山西煤矿兼并重组的年份。据上述报道，在中小煤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当口，任铁柱以入股、控股、买断、合资等多种形式，先后整合并购了安铭、五七、聪子峪、致远、晋杨煤矿等数个煤矿，组建成立包括留神峪煤矿在内的4座煤矿。
据2014年山西省发改委批文，兼并重组后的留神峪煤矿，项目建设规模为120万吨/年，项目总投资7.86亿元。
上一轮的山西煤矿兼并重组整合，规定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产能不低于90万吨。2022年，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又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规划>的通知》，提到停止审批晋陕蒙新四省份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120万吨/年的煤矿。
焦敬平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留神峪煤矿主采煤层较薄，矿井服役时间长，目前产能为120万吨/年，在山西省内属于生产能力较低的煤矿。
任铁柱位于沁源县的老家房屋。（资料图）
2多采出来的部分归自己
日常生产过程中，留神峪煤矿有明暗两套系统，对外展示的只是合规作业区域，用于应对检查，大量生产区域则被隐藏起来。实际上，多位煤矿工人、从业人员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隐蔽工作面，即“暗面”在开采煤矿生产中并不算秘密，一线采煤工作多由外包工队承担。（详见）
郭明曾在沁源县另一家煤矿担任过4年安全员。“每个煤矿都会有外包工队进来，有的是掘进，有的是采煤。”郭明解释，煤矿上的瓦斯员、安全员、电工基本都是矿上配备的正式工，经过正规培训上岗，即便是外包工队，矿上也会配齐上述岗位人员。也有受访者透露，除了一线采煤工作，像皮带工这类“二线”工作，也存在外包的情况。
实际上，井下的外包工队并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劳动用工 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的指导意见》，煤矿井下工作岗位是煤矿企业主营业务岗位，不得采取劳务派遣用工。
综合多位受访者介绍，井下的外包团队，多采用“包量”的形式组织生产，即矿上将一定的产量分包、转包给包工头，包工头再招募工人下井采煤。外包团队完成产量后，多采出来的部分归自己，“起码要完成承包量，也可以超产”，一位在通洲集团旗下安达煤矿做外包的工人赵越（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很多煤矿自身无技术能力，外包按吨计价，能有效控制成本”，同时可分摊安全事故赔偿责任，上述专家分析。2021年起，山西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开始集中清理整顿矿山工程外包和挂靠行为。此后，国企的做法是将部分外包工转为正式工，生产成本上升；但民企仍在大量使用外包，部分由退休技术人员指导、专业队伍施工。
外包工人实行计件薪酬。“出一吨煤算一吨的钱，产得越多拿得越多。”郭明说。但这也带来了隐患——开采速度越快，瓦斯浓度就越高，他分析，“违规多设开采面，通风能力肯定不够”，通风不到位会导致瓦斯积聚、浓度超标，割煤机割到石头产生火花，极易引发爆炸。
“我们会定期给工人做培训，但外包工队通常只看重产量，对通风、瓦斯治理等安全工作不配合矿方管理。”郭明说，有时瓦斯员检测到瓦斯高了，要求撤离，工人们也不撤，一切以产量为先，安全员也难以有效管控，“管理人员有时候管不了人家。”郭明认为。
矿井下的外包工人想要确认与煤矿的劳动关系，并不容易。南方周末记者获得一份函件，内容是煤矿外包工人在疑似患有尘肺病后，向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劳务派遣公司。对方在回复函中提到，该劳务派遣公司采取转制用工、转岗安置和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方式，解决井下用工问题。接到举报后，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则对该公司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行为，处以1万元罚款。“但是要确认与煤矿的劳动关系，依然很困难。”这位受访者提到。
在安达煤矿做了将近10年外包工的综采工人蒋扬（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他的工资。2026年5月，外包团队给他发放了2月份的工资，6300多元。他见过多起外包工人在矿上出事后，与外包团队、煤矿私了的工伤事故。蒋扬觉得，与正式工或者本地工人相比，一线工人用外地工人做外包，出了事，矿上和包工头更容易处理。“赔个一百多万，把人拉回去一埋，这事就摁住了。”
3难以计算的总产量
多位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企业通过暗面开采，能够超量采煤，获得更多利润。但根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煤矿全年原煤产量超核定生产能力10%以上，或月产量大于核定生产能力10%的，属超能力组织生产。
煤矿超能力生产是引发重特大事故的主要根源之一。它易导致系统超负荷运转，通风、排水、提升、运输、供电等主要生产系统和设备长期超设计能力运行，也会导致采掘工作面布置紧张。此外，员工的工作时间延长，也会造成疲劳作业，同时挤占设备检修维护时间。
2024年春，山西省发布《关于开展煤矿“三超”和隐蔽工作面专项整治的通知》，整治包括超能力下达生产经营指标、超能力生产、超水平超头面组织生产、超定员组织生产以及布置隐蔽工作面，即假图纸、假密闭、不安装或另设监控系统等情况。当年上半年，山西原煤产量累计同比下降13.5%。“但后续产量就逐步回补了。”焦敬平回忆。
2025年7月，随着煤价下调，煤炭领域出现“反内卷”的查超产政策。“我的钢铁网”曾在2025年8月针对山西部分炼焦煤矿进行调研，发现长治区域除因井下工作面原因，部分煤矿停减产，其余煤矿产量基本正常，煤矿端也暂无库存压力，矿方挺价意愿较强。
焦敬平分析，煤矿扩产与煤炭经济形势高度相关，“煤价高的时候，在可观利润的刺激下，具备富裕产能的煤矿会选择超产。在煤价下行阶段，部分煤矿会考虑以量补价，也可能会出现超产。“像在上个煤炭经济下行周期中，民企老板真不赚钱就会停矿，煤价反弹具备边际效益就考虑复产。目前，相较国企，部分民企生产主要少依靠外包团队，成本更低，边际效益更高。”
不同的煤矿对于产煤，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有的煤矿会根据皮带上的重量做计算，有的煤矿则会在井下加工后，按照加工后的重量做计算。赵越和蒋扬提到，自己的工作量实际是与同班的工人们一起平分，“每月产了多少煤，能拿多少钱，自己也不清楚”。郭明觉得，煤矿增产了多少，“每个班的产量都可以计算出来”，但这一数据实际掌握在矿主手中，旁人不得而知。
焦敬平也强调，煤矿实际超产规模无法精准统计，“这是一笔糊涂账，只有矿上自己清楚。”采矿证与安全生产许可证上的产能不匹配的情况较为普遍，部分企业用商品煤代替原煤上报，给不同部门上报的数据不一致，都可能导致数据失真。“政府只能依靠地方自查。”
留神峪煤矿为高瓦斯矿井，可采煤层煤类为焦煤和贫瘦煤，煤化程度较高、瓦斯含量大。焦敬平指出，尽管留神峪煤矿的开采技术条件相对复杂，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相较同类炼焦煤生产矿井，该矿的开采条件还是属于比较好的。去年下半年以来，焦煤价格走高，“如果只考虑通洲集团煤炭生产板块，矿井生产明显有较为可观的利润，但企业对安全投入不足，存在严重侥幸心理，最终酿成性质恶劣、多年罕见的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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